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回望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军事史，总结红军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牢牢掌握了“制信息权”，才能创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例。请看《解放军报》的报道：
万里征程，红军如何掌握“制信息权”
——红军长征时期无线电通信保障揭秘
漫漫长征路，中国工农红军历经大小近600场战火的洗礼，成功粉碎国民党军的围追堵截，以军事上的胜利完成凤凰涅槃。
回望红军长征波澜壮阔的军事史，总结红军以弱胜强的一个重要原因，就在于牢牢掌握了“制信息权”，才能创下许多脍炙人口的经典战例。
刘伯承指出：“没有通信联络，就谈不上军队指挥。”周恩来则形象地比喻：“中央委员加电台，等于党中央。”毛泽东更是一针见血地指出：“我主要靠文武两条线指挥革命斗争，武的一条是通过电台指挥打仗，文的一条是通过新华社指导舆论。”长征的血火硝烟已经远去，但红军无线电波飞越万水千山建立的传奇功勋，则与青山同在。
空中桥梁：从“一部半电台”起家的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
红军长征中使用过的电台。资料照片
红军长征胜利抵达陕北后，毛泽东在《通信战士》杂志创刊一周年之际，为通信兵题词，高度赞誉通信兵：“你们是科学的千里眼顺风耳”。
殊不知，在长征途中屡建奇功的红军“千里眼、顺风耳”，却是从“一部半电台”起家的。时间还得追溯到红军“反围剿”时期。1930年12月30日，在第一次反“围剿”的龙冈战斗中，红军全歼国民党军第18师的两个旅，活捉师长张辉瓒，并缴获1部15瓦电台。遗憾的是，发报机被红军战士砸坏，只剩下收报机，只算得“半部电台”。
1931年1月3日，红军在东韶追击国民党谭道源残部的过程中，意外缴获敌军一部完整电台。通过这两次缴获，红军已经有了“一部半电台”的器材装备。1931年1月6日，在江西宁都一座农家小院里，红军第一个无线电训练班开课。起初学员只有12人，由从国民党军投诚过来的王诤、刘寅等同志负责授课。训练班的教学都是利用战斗间隙进行的，一个电码联系器成了主要教具，每名学员的左手大拇指也成了自备的手键，用以练习发报。训练电池都是前方电话队用了送到后方的废品，学员们把锌皮捅上几个洞，放在粗毛竹筒里，用盐水浸泡就有了电，而且还能用很长时间，被大家称作“麻子牌”电池。
红军无线电分队使用过的发电机。资料照片
1934年8月，为适应战略转移的需要，红军通信学校整编为通信教导大队。长征期间，通信教导大队以“红星第三大队”为代号，在行军途中坚持办学。
在翻越老山界的行军途中，袁以辉等学员练习收发报，用蜂鸣器的发声在地上划着阿拉伯数字，当周恩来和朱德来到他们身边时也浑然不觉。朱德感慨地说：“好啊，有这股子劲就好办，什么技术也能攻下来！”
经过数期无线电训练班的培训，长征期间，红军无线通信已初具规模：报务、机务人员达200余人，拥有17个无线电分队和17部电台，初步形成三大主力部队相互联通、重点方向可以保障的基本态势。
红色电波的无形激荡，为红军长征胜利奠定了不可或缺的“信息优势”。
1934年12月1日，红一方面军突破湘江，遭受严重损失，由8.6万余人锐减至3万余人。此时，党内“左”倾教条主义者不顾时局变化，仍然坚持向湘西转移与红二、六军团会合的计划。蒋介石判断出了红军动向，集结重兵于黔阳、洪江地区，布下“大口袋”，企图在此聚歼红一方面军。
危急关头，毛泽东提出改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州转移的主张，得到中央多数领导同志赞同。关键时刻，红色电波架起空中桥梁。中革军委通过三局无线电分队向各军团发出作战部署电报。随后，红一方面军连续击败黔军王家烈、侯之担的堵截部队并迅速突破乌江，于1935年1月7日占领遵义，规避了一场灭顶之灾。
遵义会议期间，红军无线电队遭遇血火考验。在这段特殊日子里，敌人不断派飞机来轰炸。在这种情况下，红军电台人员没有一次停止工作，没有一人去躲避轰炸。
一天，第1分队报务员尤静轩、见习报务员袁以辉，正在离党中央开会的地点只有100多米的地方值班发报。敌机突然俯冲下来，一颗炸弹投在了电台的隔壁房子里，接着又是一阵扫射。隔壁房子墙倒屋塌，电台所在屋子里尘土飞扬，看不清人。但他俩不顾个人安危，一面用身体护住电台，一面继续拍发电报，直到将电报发完。
长征期间，一部电台就是一个指挥中枢。红二军团曾在突围中丢失电台，无法与中央取得联系，饱尝信息闭塞之苦。贺龙曾经痛心疾首地说：“我宁愿损失一个团，也不再损失一部电台。”
红军浸泡废电池用过的盐水罐。资料照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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